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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琳·帕特森

（Caitlin Patterson）

简介

档案从业者曾通过各种渠道研究公众对档案的理解和认知。他们查阅各种奇闻轶事的记载，也在业界内外开展调研，最常见的方法是研究各种文章、电影、电视作品中对档案及档案工作者的诠释和演绎。档案工作者也花了不少功夫研究数字技术，研究成果颇有可观，特别是涉及互联网、公众网上搜寻信息的习惯以及科技发展对档案专业影响方面的内容。本文旨在结合这两方面的研究，理清公众对档案专业的印象和理解，并试图发现公众的认知与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是否存在关联。本文的讨论内容基于在西华盛顿大学社区中开展的一次问卷调查，设计问卷的初衷是为了确定使用互联网或通过各种渠道接触档案，与对档案的认知是否存在相关性。研究结果不仅展现了公众对档案认知的整体图景，包括对利用档案的期望、对档案价值的认知以及对档案及档案工作者的普遍印象和理解，也表明公众对档案的认知与他们利用数字化信息的期望确实存在相关性，而且受访者在何种场合接触到档案也会对他们的认知产生影响。

想到档案这个词，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会浮现出怎样的景象？假如他们不是对这个陌生的专业词汇茫然无知，或许想到的景象是推开某处建筑的后门，在昏暗的走廊穿行，兜兜转转走进地下室一处没有窗户的幽暗房间。门口站定后，只见杂乱无章的纸盒从地板堆到天花板，旧文件夹把文件柜塞得满满当当，泛黄的纸张层层堆叠，破烂的账簿摇摇欲坠。而所有这些物件上都蒙着厚厚一层灰。寄居于这一神奇空间的主人，也该是个步履蹒跚、神经质的怪阿姨，方能与之匹配。焦虑不安的面容隐藏在厚厚的镜片下，身上的毛衫带着虫蛀的痕迹，举手投足间便在周围漾起一阵轻尘。年龄嘛，也该老得与其统辖的故纸堆不相上下才是。

档案工作者有亲身体验，也研究过媒体对档案及档案工作者的描述，还曾对专业领域外的人群开展过一些调查，恐怕对这类想象的画面并不陌生。然而在普罗大众中，就他们对档案的认知开展正式研究并不多见，尚不足以完全展现公众对档案的理解，也无法理清在整体印象中发生了哪些变化。过去几十年里，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对整个社会各方面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昏暗、积灰的架子上堆着泛黄的旧纸堆，这种对档案的传统印象，理当与信息时代生机勃勃、前途光明的新技术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提供信息是档案最主要的功能，当然也是最容易获得公众认可的特质。近期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们接触、利用、分享、看待信息的方式，那么大众对于档案形象理解的改变也都在情理之中吧。

基于这样的假设，我将研究目光投向了公众的档案认知与互联网运用产生交集之处。为此，我先仔细研读了现有文献中公众对档案及档案从业人员的看法，又研究了互联网技术对于整个社会特别是档案业界的影响。然后我通过西华盛顿大学的电子邮件系统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在线提供信息和材料的期望增加了，而且这种期望与他们是否认为档案有价值存在着关联。调查的数据也揭示了公众心目中的档案形象，以及他们如何理解“档案是什么”、“档案能做什么”。虽然本次研究旨在探讨互联网使用与档案认知之间的关系，但同时研究结果也显示公众接触档案的途径，会影响他们对档案的认知，例如是通过研究工作还是通过娱乐媒体接触到档案，认识差别特别明显。总体而言，本次研究展现了部分人群对档案及档案工作者的认识和理解。

西华盛顿大学校园

对档案的传统印象

施穆兰（Arlene Schmuland）的研究表明，人们脑海中档案管理员的形象，是“一位深度近视而且穿着不得体的中年人”。这个形象和档案工作者的某些“特定性格特征”联系起来，可以归纳出其性格特征的核心内容是聪明、奉献、孤僻或不善社交。特纳（Margaret Turner）认为公众想象中档案管理员的性格，是古怪、内向、独来独往的。档案工作者缺乏社会互动可能是一种象征，也或许是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结果。若把他们的工作与历史著作联系起来，这种奉献精神就会带上些英雄气概。另一方面，公众认为档案工作者对管理的藏品表现出占有欲和领地意识，往往会对前往查找信息的利用者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

聪明是档案工作者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档案工作者应当受过良好教育，兴趣广泛，而且乐于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但尽管如此，在很多小说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档案工作者在组织中缺乏影响力，也没有得到自身职业应得的尊重。事实上不少人物在剧中的表现也确实不值得尊重。格拉西（David Gracy）曾写道：公众眼中的档案管理员是“一群总是驼着背的老家伙，把发霉的文件在满是灰尘的书架上移来挪去，不知为了完成什么目标，躲在暗处辛勤工作着。”

灰尘是与档案库房相关的刻板印象中流传最广泛也最常见的特征。积满灰尘的印象甚至会转移到档案管理员身上，仿佛日常工作日积月累，灰尘也侵染了她的身体。档案上的灰尘和污垢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年代感和历史感。杜吉德（Paul Duguid）曾回忆他去葡萄牙的档案馆查档，打开的每一个档案盒里“积存的厚厚灰尘已经像历史信件一样古老。”灰尘污垢的印象也表明几乎没有人利用档案。施穆兰曾在一部虚构的小说中留意到一个值得关注的例证：东印度公司的档案都丢在公司大楼潮湿的地下室里，任由成堆的档案发霉腐烂，通向地下室唯一的大门因长久无人使用已锈蚀变形。昏暗、布满灰尘的地下室档案不免让人产生某种联想，施穆兰认为是档案和“死亡与坟墓”的联系。

档案馆与其他机构也有相似之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关联是显而易见。档案馆与神社、寺庙甚至监狱也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有些档案馆选址偏僻，有些建筑样式古怪，再加上人们对档案馆的认识不足，封闭的档案架可能更平添了神秘气氛。利维（Levy）和罗布尔斯（Robles）合著的文章中曾写道，对档案知之甚少的人觉得档案馆“听起来宏伟又神秘。”

大众最普遍认识的档案就是各种各样的纸张文件。有些人认为档案可以视为无形的资产。在小说中档案往往“等同于历史”，在某些情景中人们把文件记录视为真实的历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档案往往意味着历史中隐藏的秘密和真相。巴克利（Karen Buckley）发现“在流行文化中，档案记录总是代表真相，而掌握真相意味着获取权势。”

许多关于档案的传统印象涉及到档案的价值。最令人担忧的刻板印象当然是档案毫无用处，比垃圾好不了多少，或者如一位漫画家所说“不过是没有海鸥来翻啄的垃圾场。”还好有迹象表明这并不是公众的普遍看法。2000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档案管理局委托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90%的受访者认为档案有用，89%的人认为档案有价值，72%的人认为档案有趣。

刻板印象作为一种解释体系，帮助人们理解事物形成的原因和影响，并将某一类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理解，这样就不必理解整体中的每个成员。处理信息的过程中，人们借鉴了最明显、最熟悉或最独特的组群特征，而且可能使用其他类似组群的刻板印象来形成对陌生组群的理解。如果把对档案的刻板印象看作一种解释体系，将档案馆与图书馆对比理解，档案馆也是保存信息的地方。事实上档案经常被描绘成以纸张形式承载的信息。纸张则是或松散、或装订、或是放在盒子里。更确切地说档案馆保存的是历史信息。时代久远、积满灰尘就是其中最突出的特征。这些特征人格化地体现在档案工作者身上就是他们的智慧和年龄，两者的外在表现则是“戴着眼镜”。有灰尘还表明，档案很少使用。不少档案馆选址偏僻也证实这种推测。档案工作者缺乏社会互动更是这一特征的表现，而缺乏社会互动的特点又可以与他们聪明、奉献工作联系起来。档案工作者惯于采取消极被动的态度，虽然愿意奉献工作，却既无法掌握财富也缺乏影响力，所以他们管理的档案馆在这两方面自然也没有多大建树。

网上信息查询及对档案馆的意义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为当今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从购物到社交再到工作，“基本上人类做的所有事情”，都转移到了网络空间。2006年调查显示，75%的美国成年人使用电脑，73%是互联网用户。2012年4月，美国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上升至82%，但2011年7月调查显示95%的美国青少年使用互联网，更超出成人的比例。

互联网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引入网络成为信息资源。现在许多人满足信息需求的首选是网络。通过网络从世界另一端获取信息已经轻而易举，这使得查阅利用“与利用者的位置、信息存储所在地都已全无关系。”人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网。帕尔弗里（John Palfrey）和加瑟（Urs Gasser）写道，对于数字原生代的青少年而言，开展研究意味着搜索谷歌、打开维基百科，而不再是去当地图书馆，他们更喜欢信息以数字形式传递而不是印刷的纸质信息。

虽然这一变化涉及社会各方面，很多机构都受到影响，但这对档案馆提出了独特的挑战。档案学家担心新技术会使档案馆之类的机构面临过时淘汰的危机。正如杰默森（Randall Jimerson）所说，“在即时数据通信、高科技快速发展的世界里，档案馆可能会变得古怪过时，显得格格不入。”与迅速产生数字化结果的数据库和搜索引擎相比，印刷打印的纸质材料及保存它们的机构，不仅怪异过时，更可能因为使用不便而让人退避三舍。由于档案数字化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巨大，档案人员普遍认为大多数档案馆藏可能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实现数字化。然而，由于公众可以很轻松地将自己的资料发布在网上，随着他们发布资料数量越来越多，可能会让公众误以为他们想要的档案信息也应该都在网上。极端的观点甚至会产生对图书馆一样的质疑，档案馆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信息都已经上网，或者说很快就会全部上网了。

而另一方面档案工作者在网上发布档案信息，利用者很可能在接收信息的同时忽视了档案工作者的存在。网上的研究者可以“越过”档案工作者，独自查阅检索工具和档案内容，因此没法意识到档案工作者从前作为研究者和档案之间的中介作用。档案工作者及其他信息专业人员还担心，研究者能否识别获得的信息是否可靠，或者说他们是否关心信息的质量。许多网络用户似乎并不在意他们在网上获取的信息的来源，也没有意识到这些信息是否可信。

从某种角度来说，新兴信息技术（包括但不仅限于互联网），在未得档案工作者的同意和投入参与的情况下，促进推动了档案工作。过去几十年里，公众更频繁地使用“档案”、“档案馆”这些词汇。这是因为新出现的数字现象需要人们能够理解的名称，所以就为熟悉的词汇注入了新的涵义。这些词汇中包括“档案”和“档案馆”。频繁地使用也增进了理解，例如大多数人认识到档案馆管理着古老而有价值的信息和物品。马厄（William Maher）认为档案的价值也相应增加，连专业范围外的人也热切地将档案这个词运用到自己的收藏或数据库中，就是明证了。

不幸的是，此举也给档案造成了一些身份认同危机。传统上档案业界将档案界定为各种记录，档案馆就是保存档案材料的建筑物或负责收集、整理和保存记录的机构。过去档案专业之外的人用这个词是指“老旧或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集合，不管这个集合中的文件整理情况如何。”如今“档案”可以是指备份数据或离线存储的数据、网站中陈旧内容的部分、“甚至任何信息的集合”。“存档”则是指转移准备离线存储的数据。而这些新兴涵义中所指的“档案”，往往并不考虑数据的来源或长期可靠查阅的需要。虽然这些“档案”在某些方面与传统档案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档案的关键特征以及最重要功能是什么？

研究方法

之前涉及互联网、计算机技术与档案形象的研究著作中，提到应特别关注对档案理解可能发生变化的三个主要方面：对获取信息的期望；对档案的定义，即如何理解“档案是什么”、“档案能做什么”；以往对档案形象的研究中涉及的档案传统印象。我也是从这三个方面入手设计展开调查。调查问卷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收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重点是受访者对“档案”一词的理解及对理解产生影响的因素。第三部分重点讨论了对档案馆作为实体储存空间和管理机构的看法、对档案材料及档案工作者的看法。最后一部分涉及受访者在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经验以及对获取信息的期望。我从后三个部分的答案中总结了受访者对档案的理解和看法。通过交叉统计受访者上网花费的时间、经常在何处看到“档案”一词、他们对获取信息的期望以及在第二、第三部分对档案定义的回答，最终可以确定接触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与对档案的认知之间存在关联。

由于针对公众档案认知的调查比较稀缺，而我的研究侧重点又有不同，所以问卷中不少问题都是我阅读了大量涉及档案认知和互联网的文章后设计的。其中包括受访者认为哪些定义与档案的联系最紧密；他们在哪些场合经常看到“档案”一词；还增加一些需要受访者自己书写回答的问题。问卷中提出的问题也借鉴了之前的研究。例如要求受访者选择适合描述档案的形容词，这是借鉴了新南威尔士州档案管理局曾经通过电话进行问卷调查的问题。而我在形容词列表中增加了如“布满灰尘”、“令人困惑”的选项，以测试其他文章作者认为存在这些观点的说法。尽管利维和罗布尔斯对档案管理人员形象的研究是基于对资源调配人员的采访，而不是通过有体系的问卷调查，但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让我确定了一些可以提供给受访者的形容词。他们发现访谈对象认为档案管理人员受过“良好教育”，“对藏品内容和管理运转了如指掌”，希望档案管理人员具备这些品质：聪明、耐心、关注细节、有好奇心、具有组织管理技能。我也在描述档案的形容词选项中，加入了从其他研究档案传统印象的著作中发现的特征。除了“不愿改变”和“对藏品的占有欲”两个选项之外，我尽量没有列入消极意义的词汇，比如“不善社交”，我认为不少受访者不管他们是否赞同这种说法，可能也不愿意勾选这种消极的观念。所以我选择了“社交技能”，这样相对中性或正面的措辞来替代。

在多项选择题之外，我还加入了需要受访者简短书写回答的问题，以使问卷内容更充实。这使得受访者有机会用自己的词汇来描述档案和档案工作者，避免多选题预先写好答案的干扰，让他们自由表达对这一职业的理解。这些回答提供了大众对档案理解的定性数据。我仔细阅读这些答卷后，对每一份答案都按照其表述的主题和特征，选择关键词进行分类，以便对它们进行定量分析。例如，我会留意在提到档案藏品时受访者会说信息、数据还是实物材料；是否提及档案材料可能的用途；是否将“档案”作为动词来描述整个归档管理过程，而不能将过程单独列出（详见表七至表九）。为了确保一致性，我将每一个答案分别进行了三次分类。

开展正式调查前，我将问卷样本分发给朋友和熟人，请他们填写，再根据他们的反馈修改问题的陈述，增加了多选题的选项，也使得问题更简洁清晰。例如在哪些场合经常看到“档案”一词的多选题中，添加了“银行信息或官方文件”的选项。

我设计这个调查的受访对象是对信息技术非常熟悉又缺乏档案经验的人群。得到西华盛顿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许可后，我从注册办公室查询到2012年春季学期在网上活跃的人群，从中随机选出35%，通过校园电子邮件系统给这4790名潜在的受访者发送了调查问卷的邮件。选择大学社区是因为成员范围符合我预期的调查对象，也比较容易进行系统地调查。为了鼓励收件人参与填写问卷，填完问卷后可参与抽奖，赢取亚马逊网站礼券一张（礼券总共有2张）。调查收到413份完整或部分填写的答卷，回收率为8.6%。其中有部分答卷因为缺损内容太多无法使用，所以我在分析时排除了这些答卷，有效答卷数量下降为389份，有效回收率8.1%。下文引用的百分比都是按照这个问题的回答总数计算的。

问卷调查的局限性

虽然我希望给予奖励能鼓励更多人参与调查，以使受访人群多样化，但从调查结果来看，与档案有过接触的人比从没有查档经验的人参与的积极性更高。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亲自去过某地档案馆，53.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访问过档案馆的网站。因此，问卷调查中的回答很可能产生偏差。有实际档案研究经验的人的看法可能受各自经验影响，而不全是来自业界之外的客观表达。

参与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数字原生代的年轻人，因此为测试互联网使用情况与他们对档案看法之间的相关性提供理想的数据基础，但其组成并不能代表美国人群的整体情况。总的来说本次受访人群比较年轻，受过良好教育，尽管调查内容没有对此进行测试，但很有可能相比美国总体人口而言，他们的生活背景比较单一。而大多数受访者都是数字原生代，也无法与曾经上网以及从不上网的人群数据进行比较。

问卷中大多数问题是请受访者表达看法，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受访者陈述自己的情况，比如每天网上的时间、他们经常在哪些场合看到“档案”这个词。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并不完全准确，有时可能会受到使用互联网之外其他最新发展的信息技术经验的影响。

最后，尽管反馈的问卷数量比许多其他档案认知研究都要多，但由于某些类别中反馈的数据太少，交叉汇总的结果不一定具有统计学意义。按照数据可信度95%（P值小于0.05）的结果才能具有统计学意义，本次研究中多选题的结果误差幅度不超过±5.3%。

运用科技的经验

大多数调查对象（60.2%）都表示能够轻松运用电脑技术访问互联网。大多数人自称“电脑高手”，只有12.7%的受访者不这么认为。很少有人（3%）每天上网少于一个小时。大多数人（43.2%）每天上网3至4个小时（见表一）。

表一：每天上网花费的时间

问卷结果表明上网花费的时间越多，他们与“档案”一词的接触机会就越多。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同意或非常同意，他们在网上遇到“档案”一词的频率高于线下，22.6%的受访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在线接触过程对于他们逐渐形成对档案的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表二）

表二：是否同意以下陈述

对档案馆的期望

档案工作者已经注意到人们期望能在网上寻找信息的需求，问卷结果表明这一想法与客观现实是一致的。大多数受访者（58.9%）认为他们需要的所有信息都已经能在网上找到，55.8%的人认为应该可以获得。如果将这些想法转化为对档案馆的期望，则是受访者大多希望档案馆能设置官网，并将藏品资料数字化后发布在网站上，倒是很少有人期望档案馆在脸书（Facebook）页面上发布消息（见表二）。对档案馆的这一期望在那些每天上网时间在1到8小时之间的人群中只是略有增长，但每天上网时间不到1小时的人群表现出明显差异。（见图一）

图一：每天花费不同时间上网的受访者希望或强烈希望档案馆设置官网或公布数字化材料的比例

档案利用

问卷结果表明档案馆提供信息利用，或者说成为提供信息资源的主要场所是其最重要的职能。说到档案馆提供的服务和档案工作者的任务时，分别有43.5%和18.1%的受访者认为终极目标是将档案材料提供利用。受访者认为档案馆及档案工作者的作用是获取信息，然后找到“整理信息的方法，便于公众利用。”也有人指出档案馆保存档案资料并非仅供眼前使用。例如一位受访者写道，档案工作者的职能是“保存过去和现在，以供将来查阅。”

然而，在判断档案馆是否方便利用时，受访者产生了分歧。只有11.7%的人认为档案馆“不方便利用”，而32.3%的人选择“方便利用”，更多人选择“深藏不露”、“神秘”或“令人困惑”，多于选择“欢迎访问”或“友好善意”（见表三）。

表三：适合描述档案的形容词（共341份有效答卷）

认为能在网上获得信息的期望程度与是否选择“方便利用”来描述档案馆，两者可能存在关联。如图二所示，认为应该能在网上找到所有需要信息的人群，与不这么认为的人群相比，在选择描述档案馆的形容词时较少选“方便利用”。不过由于此处收集的数据太少，很难确定这个结果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图二：同意或不同意能在网上找到所有需要信息的人群，在选择描述档案馆的形容词中选择“方便利用”的比例

曾经亲自到访过档案馆的人中，有33.1%选择“方便利用”， 12.7%的人选择了“不方便利用。”业内人士往往希望让研究人员来档案馆，哪怕只来一次，也能真切感受到档案利用确实很方便。然而，这次的调查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受访者书写的答案或许说明了一些原因。一位曾到访过档案馆却选择了“不方便利用”的受访者称，档案馆服务速度“太慢”，档案是“有用，但从来没有我想要的那样简洁而有效率。” 也有人或许经历了失望的客户体验，所以对档案的利用情况观感不佳。有一位受访者在回答档案工作者职能的问题时写道：“每次碰了他们的东西都摆出一副臭脸，除此之外他们在干什么我是不知道。我猜那些东西都很重要吧，因为总让我觉得我妨碍了他们做正经事。”

西华盛顿大学校园

档案的价值

总的来说，受访者对档案的价值都持正面的看法。最为大众接受用来描述档案的形容词是“与历史有关”和“经过整理”，位列其后的形容词都与价值有关。受访者通常认为档案是“很有价值”、“有用”、“很重要”、“有趣”和“有意义”。极少有人选择“没用”、“不重要”（见表三）。事实上，23名受访者（8.1%）将档案馆保存档案并提供利用的根本原因归因于档案材料的价值。例如有人写道，档案馆保存着“因为很重要，所以留存下来的文件。”

是否认为信息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与是否选择档案有价值的形容词也存在相互关联。如表四所示，那些认为所有信息都应在网上轻易获得的人，更多地选择档案“乏味”、“不重要”、“没用”，而更少选择“很重要”、“有趣”、“有意义”、“有用”和“很有价值”。

表四：是否认为“我需要的信息应该都能在网上找到”的人群选择档案不同价值形容词时的比例

什么是档案、档案馆、档案工作者

由于档案行业之外的人也越来越喜欢使用“档案”这个词，似乎人们看到这个词也会更多联想到非传统意义上的档案。为了证实是否如此，我要求受访者选择，在他们看来以下哪个定义最常与“档案”一词联系起来。更多人认可了所有传统意义的档案涵义，比基于计算机技术衍生的涵义更具有群众基础。如表五所示，绝大多数人选择档案是“由于其公共或历史价值而保存，以备将来使用的文件或材料”。

表五：与“档案”一词联系的定义（共389份有效答卷）

在网上浏览时遇到这个词的人选择“档案”是网站中旧内容的数量最多，占比17.3%，几乎是第二名的三倍。这个人群选择其他与计算机技术相关定义的也比较多。但即使在这一群体中，最多人认可的定义也是“保存以备将来使用的材料”（见表六）。

表六：按在哪些场合最常看见“档案”一词划分的人群选择“档案”不同定义的人数和比例

受访者在说到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从事的工作时，主要关注了档案保存、维护、整理和利用。说起档案馆首先提到的是档案利用，43.5%的人在描述中提到了这一点（见表七）。

表七：书面描述档案馆提供的服务（共276份有效答卷）

受访者在谈到档案工作者的职能时，他们的描述更多样化，包括材料或信息的整理、档案馆及馆藏材料的全面管理、帮助研究人员查找和理解档案材料、为普通公众提供利用、为档案馆收集档案、维护档案馆藏、鉴定可能入藏的档案、保存文件材料和著录藏品（见表八）。其中11名受访者（3.9%）简单地用“档案”作为动词来描述档案工作者的所有活动。

表八：书面描述档案工作者的职能（共282份有效答卷）

谈及档案馆保存的材料时，19.7%的受访者认为档案馆保存出版物，如书籍或期刊，而这些其实由图书馆保存会更合适（见表九）。而52.1%的受访者列出了档案工作者职权范围内的各种独特材料，普通的如文件或记录，特定类型如出生证或与诉讼有关的记录。47人（16.5%）将档案材料和非档案材料都罗列了。虽然大多数受访者将传统的纸质材料作为档案馆保存材料的实例，但也有人列出了其他媒体类型的东西，其中包括音频和视频记录、“有数据的服务器”、数据库、软件和“早期计算机、电子游戏。”

表九：书面描述档案馆的藏品（共284份有效答卷）

对档案的传统印象

受访者的回答中确实出现了前面讨论过对档案的传统观念。然而如表三所示，虽然不少受访者选择了与传统观念有关的形容词，但数量上也没有超过“与历史有关”和“经过整理”这两个选项，而且他们选择的形容词多与档案的价值有关。

受访者书写的答案中流露出的传统观念也显而易见。一位受访者在解释档案工作者的职能时写道：“说实话，我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做什么……，很神秘吧。”尽管只有2人在描述中提到“积满灰尘”，但有113位受访者提到档案材料年代久远，称其为“陈旧的数据/记录/材料”，甚至是“中世纪文本”。有一位受访者在描述档案馆提供的服务时写道：

“在我想象里是一座不知啥用途的老房子，走到地下室下层，一位老先生坐在前台玩着填字游戏。你走近前台，他头也不抬地递来一支火炬，嘴里嘟囔着：‘往下走3道门，左边第一排。哦，小心别惊着了蝙蝠。’”

也有人认为档案馆是类似于“夺宝奇兵”电影结尾处出现的货物堆栈，另一位受访者认为是“一个大仓库里，有许多按字母排列的文件柜。”

人们在哪里最常见到“档案”一词，可能也会影响他们脑中的刻板印象。两者的关系在电影、电视、小说中最常看到“档案”一词的人群里表现最明显。这个人群选择传统印象的形容词比例最高，如“昏暗”、“神秘”、“发霉”、“老式”、“安静”（见表十）。小说，无论是文字还是改编成电影、电视，也可能在潜意识中影响人们的理解。一位不记得在何处最常遇到“档案”一词的受访者写道：档案的内容“大多是神奇的东西，比如最后能解决谋杀案或揭露恶棍弱点的隐晦信息。”

表十：在不同场合遇到“档案”一词的人群选择描述档案的形容词时的人数和比例

除“陈旧”和“闲人莫入”两个选项外，在研究工作中接触档案的人群选择与传统档案刻板印象相关的形容词的比例，要低于在娱乐媒体中接触到档案的人。他们选择“友好善意”、“欢迎来访”和“高科技”的比例稍高一些，但选择“令人困惑”的比例也最高，遥遥领先于其他两组（见图三）。陈规俗念在这一人群中也根深蒂固，说明档案工作者或许无意中为自家做了宣传。例如有一位受访者描述曾去档案馆查档，阅览室倒是“很宽敞”，但书架区域“光线昏暗，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搞得人晕头转向。”

经常在网上遇到“档案”一词的人群，内部似乎也存在分歧。与分析的其他两组相比，他们选择与传统档案刻板印象相关的形容词的比例居中或偏低。然而，与档案另一种理解相关的形容词，如“当前流行”、“高科技”、“欢迎来访”，与在媒体或研究中经常遇到“档案”一词的人群相比，他们的选择比例也很低。

图三：在不同场合遇到“档案”一词的人群选择传统刻板印象的形容词的比例

    总的来说，公众认为档案工作者是聪明的、有条理、注重细节、在自己管理的收藏方面知识渊博、工作效率高（见表十一）。大多数受访者（63.1%）选择“计算机技能”是档案工作者应当具备的技能，只有7.1%的受访者选择了“不愿改变”，排名最低。这可能表明至少对某些人来说，计算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期望每个人，包括档案工作者，都能在某种程度上熟练操作。

表十一：希望档案工作者具备的技能和特点（共339份有效答卷）

排名倒数第二、第三的特点分别是“幽默感”（12.1%）和“社交技能”（20.9%）。有一位受访者甚至在描述档案工作者的职能时也提到了他们缺乏社会互动。他写道：档案工作者“负责在档案里记录下一切，还要组织整理，工作时总是独自一人。”6位受访者留言指出，他们选择了认为大多数档案工作者可能会拥有的特点，或者认为会是有利于工作的特质，他们很清楚档案工作者们性格各异，技能也会存在差异。与利维和罗布尔斯采访的资源调配人员一样，受访者似乎也不愿意按照刻板印象对档案人员进行分类。

西华盛顿大学校园

结论

受访人群表达了对获取数字信息的期望，与档案人员的预测很接近。人们希望能够在网上搜索到一般意义的信息，也希望能查找到档案馆的信息和材料，而且这种期望还在逐渐增长。受访者的回答表明，利用信息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他们认为将馆藏信息提供利用是档案馆的核心使命。然而尽管大家都很关注利用，但却不认为档案馆都能方便地查档。看看那些亲自访问过档案馆却选择了“不方便利用”的人数，而且至少有一名受访者说感到档案工作者对他来使用资料流露出不满，档案工作者或许需要注意如何与查档者进行交流。虽然公众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不免让人担忧，但他们对档案馆提供利用职能的关注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这表明社区成员希望来档案馆查档，也是档案馆与所在社区公众产生联系的纽带。

方便利用的期望的增长与对档案价值的认知，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联系。虽然回复数量不够多，还不能完全证实存在这样的趋势，但目前的结果表明，认为所有信息需求应该都能够在网上实现的人群，大多认为档案馆不方便利用。而且虽然档案通常被认为是很有价值的，但认为所有信息需求应该都能够在网上实现的人群，可能也不太认同。

总的来说，这次的调查结果显示西华盛顿大学社区的成员，对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的职能和任务有相当现实而基本的理解。大多数受访者仍然以传统的定义来看待档案，也能描述传统印象里档案馆的任务和保管的材料。如果说互联网的使用对这种理解产生了影响，似乎更多是在于档案馆众多职能之间的关注转移，特别重视某些职能超过其他方面，比如关注材料整理或提供利用，而并非引发对这个职业的彻底误解。这一现象也不算意外，毕竟计算机技术、互联网运用引入“档案”一词的新用法，也是依赖档案的传统意义，在此基础上赋予或延伸出新的涵义。

与档案职业相关的传统意象依然清晰可见。就受访者总体而言，这些传统意象并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只有经常在电视、电影和小说中遇到档案的人群最认可这些意象，并且是唯一在选择与传统档案刻板印象相关的形容词时表现出清晰模式的群体。

以前研究信息技术对档案影响的著述中，认为档案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不会改变。由此衍生出一种观点，认为档案馆一直停留在过去，而其他组织则随着技术的发展在进步。现实生活中，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虽然没有与当代世界完全分离，但却归入了积满灰尘的地下室，而那里的时间却是停滞不前的。许多人希望档案人员参与并适应周围发生的变化。公众对在线发布资料的期望，认为档案人员应该具备计算机操作技能，有些受访者认为档案馆保存着新技术的材料，都反映了这一点。

不同人群对档案的印象差异很大。调查结果表明，对档案产生各种印象可能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虽然从不同的途径接触档案会呈现出相互关联的印象，但人们从不同场合接触档案，会产生略微不同的视角。在网上接触到档案只是产生影响的一个途径。对档案进行虚构描绘的小说、电视、电影，在受访者形成档案印象中起了明显作用，而且通常是延续了传统的刻板印象。在此次受访人群中，研究工作可能是接触档案的另一大途径。与档案馆接触的亲身经历，形成或积极或消极的看法，可能消除也可能更加深了原先的刻板印象。

虽然本次调查有助于揭示公众对档案的认知，但还需要进一步开展更广泛的研究，以充分了解互联网以及更广义地信息技术进步，对档案意象和理解产生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更大、更多样化的样本库中获取数据，提出更深入的问题，以便更好地评估受访者对档案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因素。特别是调查对象更广泛将增加定量分析的正确性。不同的设计或更深入的问题，甚至采用面谈的方式，能进一步厘清哪些受访者是受到互联网经验的影响，哪些是受到其他新兴信息技术影响（比如有些受访者认为档案馆保存新科技材料，有些受访者希望档案工作者具备计算机运用技能），哪些又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虽然本次调查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互联网运用如何影响档案的理解，但互联网也不过是可能会产生影响的信息技术中比较容易入手的一个子类罢了。观念的转变很可能并不只归因于互联网，还与各种新兴技术有关。由于各种技术本身互相交错，可能无法完全区分哪些技术影响了某些认知。信息技术还将继续发展，创造新的机会和期待，让公众更多理解档案，或至少了解档案的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档案工作者如能了解公众对这一职业的认知，他们如何形成这样的认知，他们的认识又为何发生了改变，对于试图扭转错误认知，提升档案及档案机构的知名度，同时为社区公众提供帮助，都会获益无穷。

（李燕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