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米格尔·安盖利·哈拉米略·格雷拉
（Miguel ángel Jaramillo Guerreira）
卡罗琳·布朗
（Caroline Brown）
2018年10月3日至5日，西班牙大学档案工作者大会暨国际档案理事会大学和研究机构档案处年会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市举行。正值萨拉曼卡大学建校800周年纪念之际，本次档案大会选定了四个主题展开讨论：大学档案的身份认同、档案在大学社区中所起的作用、历史档案的管理以及档案历史遗产的宣传与推广。本期特刊中的文章也将以这一顺序排列，但提醒各位注意的是不少作者的文章并未局限于某一主题，而是穿梭综合了多个主题。
各位读者也会发现所有文章都贯穿了一条明显的主线：大学档案和大学档案工作者的身份认同和作用。各位应谨记这里讨论的不仅是有历史价值的古老记录这类“传统”意义的档案，相反这些文章对于任何时间形成的记录，只要是永久保存以备未来查考的文件，都具有参考意义。
会议讨论的档案类型五花八门，所以本期特刊搜罗的文章也涉猎广泛。文章反映出世界不同地区的大学档案在其构成、内容以及各项活动中有着显著差异，也探讨了它们最基本的共同点：希望采用标准化方法管理档案，以及最重要的是推进大学档案为本机构乃至为整个社会服务。
多篇文章作者都明确指出，大学档案工作者已逐渐意识到必须加深对所辖档案及其历史的了解，这是熟悉掌握自家存档情况的最佳途径。弄清存档最初如何创建、曾经怎样随着时间推移进行管理或迁移，才能在此基础上解读档案的现状。若能通晓这些情况，对每份文件产生的背景了然于胸，那么对它所传递的信息解读自然深度不同，从而影响对文件本身的管理利用乃至对整个档案的理解。
众所周知，一流的大学和研究中心保存着非常丰富而重要的档案资源，但事实上这些珍贵的档案甚至在本机构内受到的关注度都微不足道。尽管档案工作者已经意识到对于产生机构或收藏机构而言，档案是其区分身份认同最基本的要素，但在档案界之外人们并没有这样的认识，档案得到的关注度依然不够。
大学档案的身份认同差别很大，有些机构的档案侧重于文件和记录管理，有些机构则致力于从外部收集记录，甚至为特定的收集目标设立新全宗。本刊中不少作者认为，这种身份认同是由档案工作者自身所起的作用决定的。有些人把自己定位为研究机构历史的历史学家，也有人把自己定位为某段历史的解说人。后者还会积极投身社会活动，特别是涉足如种族歧视、少数族裔或妇女权益之类的敏感问题。他们关注这些主题，遇上有些活动会牵涉到与该主题相关的档案，会优先安排参与，比如会通过某项活动积极搜寻与主题相关的文件为自家的馆藏添砖加瓦。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记录缺失本身就透露了当初档案创建者的行为信息，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确实有必要深入挖掘与这些主题相关的“不存在的”文档。研究不存在的文档自有其价值，不仅对这些文档本身有重大意义，而且对解读现存档案更是意义深远。某些文档的缺失反映了历史的现实，不论此举是与档案本身有关，还是出于该机构从事的活动类型，或是因为某些群体的存在被大学研究边缘化了。
有些文中策略似乎指向“专题档案”的概念。按照档案传统理念，有些人认为“专题档案”这一概念不合适，与档案本身的概念相矛盾。这场争论是由当前的现实状况引发，特别是以行政管理为重点的大学档案馆与更注重纯粹历史或研究从而与图书馆界联系更紧密的大学档案馆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萨拉曼卡会议期间这个问题尚未充分展开讨论，还将留待今后深入探讨。
与大学档案中可能存在档案专业化的问题一样，本期特刊中有人也注意到档案馆本身作为机构活动的反映，也同样有专业区分的问题，如在大学环境下的科英布拉大学生命科学系，或是从外界收集同类特征或主题的档案不断补充本机构档案全宗的研究中心，如惠康基金会。同样，也有大学档案流失给其他机构的情况。奥塞霍（Yolanda CagigasOcejo）在文中指出，大学档案中有大量由学校或校外有关人员形成的人物档案，而且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如今应当逐步厘清其归属和现状，摸清世界各地大学对该类档案都是如何管理的。
至于档案行政管理方面，目前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新的文件类型，正就档案工作中的关键问题进行研究，例如通过执行ISO标准实现标准化。卡韦罗（Manuela MoroCabero）在文中阐述了执行国际标准时遇到的机遇，也讨论了在执行标准过程中整个大学行政部门而不仅仅是档案部门所面临的严重问题，这种情况与档案部门在机构中占据的地位有关。
最后，本期特刊的内容也反映了大家共同关切的话题：必须通过不同的宣传手段——从举办传统的展览、召开会议、来访利用及编辑出版工作乃至现在的特殊优势：网上传播——使大学档案得到更多民众的关注。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网上传播并非首要目标，而是为了档案中特定的某些文件或主题而策划，这种宣传方式大多与纸质档案外的其他档案载体类型相关联。
本期特刊面世或将使全球档案界得以一窥其他高校或研究中心档案馆工作的成就，其作用与国际档案理事会其他部门的奋斗目标一样，旨在为我们专业领域内的从业人员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思考和理念。
高校档案馆：萨拉曼卡大学档案馆引发的思考
米格尔·安赫尔·哈拉米略·格雷拉
（Miguel ángel Jaramillo Guerreira）
本文强调需要将每个归档全宗的历史作为理解档案的必要工具，以确保对全宗内的文档进行恰当的归档管理。本文以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档案馆的发展历史为例，探讨了高校档案馆发展的普遍原则。这些观点都是基于一个想法：想要着手处理一个全宗，我们必须了解它自诞生至今的全部历史。这包括能够正确地甄别产生文件的责任者、了解文件的创建和累积方式以及生成这些文件所要达成的目标任务。这一理念应贯穿始终，从将它们作为机构管理文件进行整理，直至在文件转化为档案的过程中如何理解其中的规则和管理方法。萨拉曼卡大学的例证，强调了实行这一理念对大学档案馆的重要意义。经过调查研究，我们不仅弄清了大学自身的历史渊源，厘清某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甚至更超出了大学本身的范畴。我们找出了那些似乎与大学没有联系的文件存在于大学档案馆中的原因，也确定了为何有些全宗看来非常混乱，因为档案整理工作仅始于19世纪，此前并没有相应的管理。最后，文章还阐述了该档案馆的制度化过程，以及高校档案馆选址对于是否能得到他人认可作为该大学的代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民族和解的过程中高校档案工作者
承担着指引方向、守护真相和激发他人灵感的角色
埃丽卡·B. 戈德
（Erika B. Gorder）
2016年，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迎来了250周年校庆。这是一次难得的契机，促使人们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学校的整个发展历史，特别是大学发展过程中在奴隶制以及将种族歧视制度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罗格斯大学受到“黑命贵”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以及其他在美国尚处于殖民地时期就建立的大学发起对奴隶制调查的启发，也希望让他人能听到过去被奴役、被掩盖、被忽视的人群发出的声音，同时也让这些人得到他人承认。于是学校设立了罗格斯大学历史上遭奴役被剥夺公民权的人群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意识到需要开展广泛的档案调查，才能揭露历史真相。多方合作研究的结果，是以《红与黑 第一卷：罗格斯大学历史上的奴隶制与强取豪夺》为开篇的三卷长篇学术著作面世，这一成果也为其他利用大学档案资源的项目提供了灵感。这些大学内部自发行为向外界传达了过去的声音，而此举也使档案馆本身得以发声并获到了他人的认可。像大学这些大型机构在回顾自身历史时，从其叙述的内容也可看出历史和记忆在机构文化中发挥着多重效用。产生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档案馆起着核心作用，但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档案工作者——是肩负着编辑、作家、管理员、研究员、译者、守护人和斗士等多重角色的关键人物。高等教育机构的档案工作者历来乐于涉足传统学术研究，也积极参与合作分析历史真相，并为追溯所在机构的历史渊源贡献力量。大学档案馆可以超越地理空间和档案本身的限制，在机构发展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对于高等教育各方面的使命达成也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延展教学的时刻”：利用档案重新审视一所新兴大学的历史
希瑟·佩雷斯（Heather Perez）
考特尼·斯图尔特（Courtney Stewart）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斯托克顿大学（Stockton University）以曾参与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理查德·斯托克顿（Richard Stockton）的名字命名。这所大学成立于1969年，当时正值美国民权运动高潮。然而斯托克顿本人蓄奴，并在作为革命者签署《独立宣言》后，又签署了效忠英国王室的誓词。这所大学为何以一个奴隶主甚至可能是叛徒的人命名？这是一段复杂而矛盾的历史。鉴于美国发生了多起拆除南方联盟的雕像和纪念碑、重新命名纪念奴隶主的建筑和机构的事件，斯托克顿大学对自身的历史和身份也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我们从历史更悠久的机构中查找档案，研究了理查德·斯托克顿的过往。又从美国建国初期的文献及大学本身的档案中，分析了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起因和经过。不过档案并未解答所有疑问。为了解开这些联系着过去和现在的谜团，本文作者根据文件归档原则，四处搜寻文件记录，列入研究的名录中。这位档案工作者携一位学生研究员借此机会通过收集、研究、教学和参与大学项目团队，提升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利用这一“延展教学的时刻”重申了保存大学档案的重要性。
学术机构的档案工作者成为变革的推动人
谢利·斯威尼（Shelley Sweeney）
学术机构的档案工作者支持本机构甚至承担起所在机构扮演的社会道德角色，也可以成为推进变革的力量。位于加拿大温尼伯的曼尼托巴大学档案特藏部（University of Manitoba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为该校争取到了保管印第安土著寄宿学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n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档案的机会，并创建了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档案特藏部同仁与土著同事密切合作，听取幸存者的公开证词，在这一过程中获益良多。然后特藏部将这些经验教训广泛融入收集、著录、检索、宣传及利用等日常档案活动的各环节中。虽然这只是档案特藏部去殖民化行动的开端，但这种寻求和解的真诚努力广泛影响着其他想要更真实、更深刻记录社会发展历程的人。档案工作者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可以广泛推广应用。与档案部门收集文件的记录对象加强交流至关重要，鼓励这些社区成员参与编制最终的档案记录也必不可少。聆听、接受他人之教诲，需要耐心、尊重、友善和开放的胸怀。追根究底，保存档案记录责任之重大，仅仅依靠档案工作者难免独木难支。我们必须争取社会各界的协助，帮助我们挑起档案责任的重担，由此产生的社会记录也将更趋完善。
镜中映像——捕捉惠康博物馆的多重身份
阿里克·奥凯、特鲁迪·齐默尔曼
（Arike Oke，Trudy Zimmerman）
现在的惠康基金会是于1936年根据药剂师、企业家、慈善家和收藏家亨利？惠康（Henry Wellcome）爵士的遗嘱创建，是一个全球性的慈善基金会，旨在“帮助伟大的想法蓬勃发展”以改善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而如果要研究医学史，惠康博物馆（Wellcome Collection）则是全球主要信息资源之一。博物馆的藏品将科学、医学、生命和艺术紧密联系，时常挑战人们对原先健康理念的感受和理解。而且博物馆的藏品内容还在不断发展壮大。但如果对机构自身的发展历史弃而不顾，惠康的雄心壮志又如何能赶上现实的发展呢？直到最近几年，惠康博物馆才开始系统地考虑如何追索自身机构的记忆。博物馆在努力收集自身档案遗产的同时，还不得不面对机构的特殊性：它并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也不是一个慈善组织，更不是一家企业。惠康博物馆致力于为各种研究提供开放的资源，但如果连自身历史都无从查考的话，那岂不是砸了自家招牌？本文探讨了惠康博物馆的多重身份，审视了“收集自己的历史”，而不是“我们”作为收集人为“他人”收集历史资料的传统概念。文章也探讨了与收集行动伴随而来的焦虑与机遇，以及如何能使这种行动随着惠康的发展而持续开展。
大学档案馆在以学生为主导研究校园历史行动中所起的作用
纪念和重申美国高等教育事业中也有黑人学生的身影
阿什利·格塞拉（Ashley Gosselar）
美国大学校园里热心学生活动的人士正致力于研读档案，以挖掘非裔美国人在校园内活动的记录。他们还要求更改建筑物的名称、拆除纪念种族主义历史的雕像，并创设强调非裔美国人曾参与校园历史的纪念空间，以希望改善人文环境。“布林莫尔学院的黑人”（Black at Bryn Mawr）徒步旅行和芝加哥大学的“纪念女性项目”（Monumental Women Project）便是例证。这些举措推进了米歇尔？卡斯韦尔（Michelle Caswell）、玛丽卡？西弗（Marika Cifor）和马里奥？拉米雷斯（Mario Ramirez）所称在以白人为主的院校学习的有色人种学生的“代表性归属感”。本文以这些学生为主导的活动为例，探讨了高校档案馆在这种代表性归属感中所起的作用，并指出档案工作者注重收集和宣传有色人种学生的档案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在历史记忆档案文献中心研究西班牙内战期间
奥维耶多和马德里两地大学内文献和书目遗产受破坏情况
何塞·路易斯·埃尔南德斯·路易斯
（José Luis Hernández Luis）
西班牙内战期间，奥维耶多以及中部地区（马德里）大学内的文献和书目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历史记忆档案文献中心（Historical Memory Documentary Centre）收藏着包括文本及图表形式的一系列文献资料，通过查阅这些文献可以重建这一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但这些文献目前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本文将对这些藏品进行分析，为研究人员和文档专业人员前来查阅利用提供指导。
瓦伦西亚大学及大学档案
——保存在瓦伦西亚大教堂档案室的主教档案
玛丽亚·伊雷妮·曼克勒斯·库尼亚特
（María Irene Manclús Cu？at）
瓦伦西亚大学（University of Valencia）的建立由君主、教会和市政府三方协力，这就是为何瓦伦西亚大学的档案会分别出现在瓦伦西亚的市政府、大学和大教堂三处档案机构中。本文将关注焦点集中于大教堂保存的档案，特别是其中的主教（pavordes）档案（这一职位主要管理司法、领土特权和教堂收入）。从16世纪晚期起，这些主教就领着教会的俸禄，同时在大学理事会任职。1585年，教皇西斯都五世（pope Sixtus V）发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将2月份的主教薪酬用于补贴普通课程（Estudio General）的开支。这项法令就是这些档案全宗最初的源头。如果没有这些文件，就无法重建大学长期发展的过程。由于大教堂神职人员中有不少人是大学理事会的成员，且在政府中任职，研究这些档案的内容让人能从更大的视野、更全面地了解大学的历史。全宗内的这一系列文件是研究该大学运作的主要资料来源（内容包括教皇训谕、章程、法规、会议记录、信件），了解有关资产的管理情况，从原始的描述清单中还能窥见这些档案原先是如何整理和利用的。本文是大学档案馆和大教堂档案机构合作的成果之一，双方合作的目的是通过将全宗内容数字化并加强宣传推广，增进民众对这些全宗的认知度。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保存的植物学历史档案
对于生物多样性研究、众包和科学史研究项目的价值
安娜·马加里达·迪亚斯·达席尔瓦
M.特蕾莎·贡萨尔维斯
海伦娜·弗雷塔斯
（Ana Margarida Dias da Silva, M. Teresa Goncalves、<>、Helena Freitas）
本文着重介绍了科英布拉大学植物学档案馆（Botany Archive of the University of Coimbra，简称BAUC）的馆藏在自然科学研究、公民科学项目和向大众传播科学等领域的重要价值。科英布拉大学植物学档案馆保存着自1772年以来大学自然科学院及植物园全体教职员工活动的记录，目前拥有大约历时250年的记录信息，其中大部分内容产生于19至20世纪。档案内容包括植物园（大学档案馆的部分馆藏）、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物馆（现已并入大学科学博物馆）及大学植物标本室产生的文本、图像、照片和影片资料。这些档案中的绝大部分从未对外公开发表，但目前科英布拉大学植物学档案馆已经开展了数个对这些资料进行重新评估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建立在线数据库（例如“植物学数字图书馆及档案馆”）、“科英布拉大学植物学研究的发展历史及其在葡萄牙语世界的表现”研究项目、“追踪自然学家”和“植物书信”系列纪录片以及在Zooinverse平台上的一项参与性科学倡议。所有这些项目都表明，科英布拉大学植物学档案馆为大学社区提供了许多进行历史研究和交流的机会，如以当代视角来审视旧档案，还有可能会发掘出不少新的信息内容。
科学活动的记录
——分析奥斯瓦尔多·克鲁兹研究所的实验室笔记
保罗·罗伯托·埃利安·多桑托斯
（Paulo Roberto Elian dos Santos）
本文以实验室笔记作为研究对象，这是记录实验室科学活动的一种文件类型。作者对奥斯瓦尔多·克鲁兹研究所（Oswaldo Cruz Institute）实验室产生的记录进行长期研究后认为，实验室笔记可以按其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不同类型、用途和格式进行分类。作者还阐述了这些记录笔记与档案学整理此类全宗的理念、方法和技术之间的相互关联。本文旨在厘清这些记录笔记产生的源头、生成的类型和格式以及在15个实验室中保存和利用这些笔记的现行做法。作者采取的研究方法包括发放问卷调查、面谈、对档案进行分析及书目研究。此外，文章还讨论了开放实验室笔记，以及在当代所谓“开放科学”的争论中如何开放实验笔记的总体设想。
科英布拉大学档案馆：管理、交流与信息传播
利利亚娜·伊莎贝尔·埃斯特韦斯·戈梅斯
（Liliana Isabel Esteves Gomes）
科英布拉大学档案馆（Archive of the University of Coimbra，简称AUC）保存并管理着自国王狄尼斯（King Dinis）于1290年创建科英布拉大学至今，学校产生和收到的数量庞大的文件记录。而且该大学档案馆作为具有地区档案馆功能的专门服务机构，还要对所在地区产生的全宗进行收集和管理。本文讨论了该档案馆的组织和功能，专门列数了科英布拉大学档案馆正在开展的研究项目，其中特别关注了信息交流和传播的相关项目（例如数字化内容的利用以及通过网络开展研究的工具）。文章研究了大学档案馆当前关切的问题以及近期面临的挑战。本次涉及科英布拉大学档案馆的研究使用了正式的案例研究方法，认为该机构过去只维系着大学以及科英布拉地区“世袭价值观”的记忆，而如今则奉行信息传播及对社会有贡献的发展策略。
大学里保存的人物档案
——五大洲档案文化之比较
约兰达·卡希加斯·奥塞霍
伊内斯·伊鲁埃塔·埃尔南德斯
埃丝特·埃斯拉瓦·奥乔亚
（Yolanda CagigasOjejo, Inés Iruita Hernández, Esther Eslava Ochoa）
在西班牙，拥有“人物档案”（archivospersonales）的大学越来越多。本文在全球范围内分析了110所大学的人物档案全宗管理情况，这些大学分别选自五大洲，涉及不同的档案文化背景。文章作者首先用英语和法语类似“archivo personal”的词汇进行检索，检索的范围包括：由卢恰娜·杜兰蒂（Luciana Duranti）博士主持建设的多语种档案术语数据库、选定的110所大学的官方网站、校方介绍自家保存“人物全宗”的出版物以及针对这些机构曾进行调查研究的结论文本。本文对获得的所有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后，解答了以下问题：为什么大学里要保存“人物档案全宗”？它们经由何途径获得这些档案？如何著录介绍这些档案？为方便研究利用，它们提供了哪些服务？
新老高校档案馆以纽约大学本部及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为例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布拉德·鲍尔（Brad Bauer）
纽约大学 珍妮特·邦德（Janet Bunde）
过去几十年里，整个档案事业都经历了迅猛发展，而高校档案馆发挥的作用也随之有了长足进步。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两个档案馆——位于纽约校园内的大学档案馆以及最近在阿布扎比设立的分校档案馆，两者的现状生动说明了其中某些变化。本文不仅将两校区档案馆进行对比，更涉及社会大背景下档案鉴定理论的演变，由此阐述了20世纪美国档案专业的发展，也反映了当今高校档案工作者在努力应对历史记录性质和形式变化的今天所面临的挑战。
回顾分析印度高校档案馆面临的问题、挑战与未来趋势
米纳·高塔姆
（MeenaGautam）
档案作为过去事件和活动的真实信息源被保存下来，是该组织过去记忆的守护人。与其他组织机构一样，高校档案机构亦应根据健全的档案业界标准和管理方法，以专业的方式保存和管理档案。印度的许多大学都已有将近或超过百年的历史，但多数学校的档案管理工作仅仅在过去20年才发展起来。这些学校在制定文件管理策略、收集整理文件的实际做法、藏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面对服务对象和与管理部门的关系等各方面表现都良莠不齐，而它们在文件管理和归档实践方面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迥然不同。本文作者研究考察了三家高校档案馆：德里大学（大学成立于1922年，档案馆创设于2006年）、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University of JamiaMilliaIslamia，大学成立于1920年，档案馆创设于2006年）以及位于新德里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大学成立于1969年，档案馆创设于2004年）。作者调查研究了这些高校档案馆如何反映其所在大学的历史演变，它们自身创设时的环境和时间点，还总结了它们在档案保管、保护和提供查阅方面，特别是目前出现数字档案以及未来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执行国际标准ISO 15489-1和ISO30301对高校档案馆基础建设的意义
曼纽拉·莫罗·卡韦罗
佩皮塔·拉文托斯·帕哈雷斯
约兰达·卡吉加斯·奥塞霍
（Manuela Moro Cabero，Pepita Raventòs Pajares，Yolanda Cagigas Ocejo）
高校大部分学术研究和社区活动的情况都留存在档案中以备历史查考，因此电子办公已经越来越依赖学校的档案工作者。目前高校档案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其档案的数字化连续性，既保证大学行政管理的有效开展，也要符合法规的要求。满足两方面要求的特殊性以及技术平台快速淘汰的特点，都增加了档案管理的复杂性：必须将文档、数据和数据库都维护在可控范围，使其在较长时间内都可反复使用。此外，全宗以及全宗内的藏品都应当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在决定保存什么、为谁保存、如何保存以及用什么工具保存时都要有科学的严谨性。本文分析了高校档案馆为迎接这些挑战所达到的档案标准化程度，以及依此开展的档案管理系统对整个学校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统计数据、使用ISO工具箱以及研究规范两项国际标准的方法论条件，对执行国际标准ISO 15489-1（2016年）和ISO 30301（2011年）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论证了标准化对于确保文档的数字化连续性、为学校进行选择时提供评估意见、在外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保证可持续提供利用的重要意义。
档案馆内的环境教学是我们教学的根本
凯里·比姆（Carey R Beam）
卡丽·施维尔（Carrie Schwier）
过去几年里档案教学工作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高校档案工作者承担的教学任务逐渐增加，他们不断从馆藏中筛选出有助于教学的校园文化遗产，并运用相关教学理论将之与实践相结合。此举会让来聆听课程的学生以及与他们在教学上合作的伙伴都能从中获益。基于环境的教学活动（Place-Based Education，简称PBE）利用当地环境、社区、物力和人员的优势，提供沉浸式的学习机会。这种教学的过程以学生参与和真实的互动为优先考虑，并在教学中为档案工作者提供了利用课堂内部空间力量的机会。本文以印第安纳大学的课程作为研究个案，概述了大学档案馆内基于环境教学的整体情况。
与过去一起创新：海梅一世大学档案馆的挑战与机遇
玛丽亚利东·帕里斯福尔奇
（María-Lidón París-Folch）
本文考察了西班牙卡斯特利翁省（Castellón）海梅一世大学（Universitat Jaume I）档案馆的经验和正在开展的项目，思考了当前历史档案数字化和提倡开放利用的大环境为保存机构记忆提出的挑战和机遇。讨论的起点是保存在大学档案馆内的记录——本大学及昔日的高等教育机构：教育学院（Escuela de Magisterio）和卡斯特利翁大学（Colegio Universitario de Castellón，1900-1991）的档案，以及其他保存于外部机构的档案。这些都是研究大学历史不可或缺的信息资源，对研究教学演变、经济学、大学生活、传记学等学科也很有参考价值。在当前“开放”文化的大背景影响下，欧洲出台了关于数字化和文化遗产的立法，使用了数字人文的新概念，档案馆也可以应对新挑战，从事为历史记录增添价值的创新工作。本文讨论了大学档案馆目前正在开展的项目，由此认识到了解用户、数字化、开放利用、宣传及合作的重要性。这些项目的进展表明高校档案馆如能在传统服务基础上有所拓展，则可以成为校内学习、教学和研究的中流砥柱，从而吸引更多利用者，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
（李燕 编译）
